深度|气候变化下的生育担忧初现

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全球多地高温纪录不断被打破。热浪、暴雨、干旱、风暴等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全世界各地。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87年的今天,世界人口首破50亿大关。未来的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生育率的变化。尽管世界人口在2022年超过了80亿,生育率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绕不过去的难题。据《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全球生育率将从2021年每名妇女生育2.3个子女下降到2050年的2.1个。今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度人口数据,人口出生率为6.77‰,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的首次下降。在这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发出警告称,日本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构成了紧迫危机。韩国的人口危机则更为紧迫,该国2022年总人口再度出现自然减少,总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仅为0.78,创下了1970年该指标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预测,世界人口的增长将在本世纪中叶停滞。而随着气候问题正变得更加严峻,气候因素也对人们的生育选择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未来气候变化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还愿意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吗?

当地时间2023年6月12日,巴基斯坦信德省,飓风将至,孩子们等待被转移到救援营地。


《环境社会学》期刊2022年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探讨了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作为首个针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气候生育调研,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列为可能影响其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但许多中国的年轻受访者对他们的(潜在的)孩子在未来气候变化中的福祉问题表达出深刻的担忧。

“如果以后有了孩子,很爱他/她,同时世界又在一点一点变糟糕……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一名26岁尚未有孩子的女士在问卷中这样说道。

气候变化将加剧空气污染、疾病疫情、极端天气灾害等事件的发生。面对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该研究作者,耶鲁大学研究生付茜瑶对澎湃新闻(www.thehpaper.cn)说道,“生育气候担忧正是基于人们对未来的认知和预期,更多的年轻人会考虑将环境和气候作为生育选择的一部分”。

但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薛涛认为,环境因素不是个体决策最重要的部分。他对澎湃新闻说,“我并不认为生不生与未来的气候变化有什么样的关联,每个人都会受影响,但在个体决策上,我们只是六十亿分之一的个体,环境因素不是个体决策最重要的部分。”

何为生育气候担忧?

近年来,生育气候担忧(reproductive climate concerns)这个概念正逐渐在全球范围引发公众的讨论和学者的关注。它是环境生育担忧(eco-reproductive concerns)中的一种,后者包括更广泛的可能影响个人生育计划和决定的环境担忧,比如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崩溃、环境污染、环境健康、环境正义等。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科学研究助理教授马修·施耐德-迈尔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对澎湃新闻表示,气候焦虑正逐渐成为全球各地关注的话题,担心孩子在气候变化的世界中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似乎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对现有、预期或假设孩子在未来气候变化中可能经历的影响表现出了深深的关切、焦虑甚至痛苦。

据2020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公开民意调查,针对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没有子女的美国人群中,有14.3%的人将气候变化列为他们不想生孩子的“主要原因”,而20.7%的人将其列为“次要原因”。这表明,约有1250万无子女的美国人不想生育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

生育气候担忧不仅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被广为讨论,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巴西的年轻人中也开始浮现。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9日,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显示,人口增长率在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间仅为0.1%,是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2021年,一项由英国巴斯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发起,涵盖十个国家超过10000名年轻人的调研结果显示,气候危机给年轻人带来了严重的情绪困扰,其中,41%的年轻人对于生育小孩感到犹豫。

“已经进行的研究和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处于生育年龄的人群普遍关注气候变化与生育选择的问题。”马修教授表示,不同性别、年龄、政治意识形态和教育水平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关注着这个问题。

首份中国气候-生育调查样本

而作为中国首份针对受过高等教育为主的年轻人群体的专项研究,付茜瑶等人在2020年底,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国内173位关心或担忧气候变化的年轻人进行了调研。

受访者以21岁至35岁的城市居民和女性为主,大部分受到过本科或以上教育,其中五分之一已经为人父母。虽然样本数有限,但这项研究意在探讨气候变化和生育选择之间多重的关联和双向影响,并试图了解中国年轻人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讨论和行动。

该调查显示,34.1%的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是影响他们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61.8%表示气候变化是影响生育选择的“次要因素”,只有3.4%选择了气候变化对生育选择“完全没有影响”。

问卷通过一个开放式问题来了解受访者对未来的预期:“您认为2050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收集到的有效的回答中, 28.3%的描述是正面的,22.5%是混合或者中性的,而49.3%的描述是以负面为主的。

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气候担忧主要集中在未来居住环境的恶化,对身心健康的威胁,以及间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这三个方面。

首先,受访者担心未来的气候和生态变化会让子女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不宜居。比如,一位23岁的研究生表示,“(未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热浪或严寒或没有太阳的日子。”

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受访者说,“对于生育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碳足迹,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降低,可以去不断探索。但是未来我的孩子将要面临很大的气候危机和环境变化,我对其能否适应这样一种社会,以及能否逃脱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而担忧。”

第二层担忧是气候变化对自己身体健康(乃至生育能力)和孩子的身心健康所造成的影响。当描述孩子在未来可能经历的气候灾难时,很多受访者提到了环境污染对自己以及上一辈的切身影响。

一位40岁的父亲说,“其实我的父辈都受到了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造成的对人健康的影响,我选择了逃离我的家乡,但虽然人可以通过迁移来避免局部的环境破坏,但气候变化则是全球性的,倾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不少受访者来说,环境污染仍是眼下的问题或者不久前的记忆,因而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退化让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未来心怀恐惧和忧虑。

一些受访者还担忧气候变化会制造或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一位31岁的父亲和咨询师写道:“气候变化的间接影响,如生物多样性影响,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和可能引发的国家间冲突,有可能对我的子女一代带来影响。”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认为,在气候变化的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激烈,关于环境危机引发的疾病、资源匮乏问题可能会成为冲突爆发的核心。”换言之,气候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未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成为养育孩子时不可忽视的因素。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热浪来袭,孩子们在喷泉里玩耍避暑。


部分受访者表示在生态、健康、社会的多重危机之下,很难负责任地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一名在投资领域工作的女士(27岁)写道:“孩子也许会让人生完整,但这是自己的人生,那孩子呢?如果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带给他们的是战争、灾难、疾病和社会很多未知的威胁和风险,我们应该再思索。包括作为一个关注气候变化和在气候变化领域工作的人,如果我都不能以身作则来为减排做贡献,那世界还有多少希望呢?”

正在发生的转变

相较于更难量化的心理因素衡量,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对生育健康会有怎样具体的影响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答案。

北京大学朱彤和薛涛的研究团队发布在《柳叶刀》子刊上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增加流产死胎的风险,孕期暴露于大气细颗粒物污染显著增加了妊娠失败的发生概率。

极端天气对于孕妇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去年7月,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黄存瑞-马修教授团队及其合作者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一项基于中国多中心的全人群队列研究发现,孕产妇在全孕期的极端高温暴露会显著增加早产的发生风险,而孕早期、孕晚期及分娩前一周的低温暴露均会增加早产风险,且全孕期的低温暴露风险最大。

尽管气候变化会对生育健康产生影响,但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薛涛认为,环境因素不是个体决策最重要的部分。他对澎湃新闻说,“我并不认为生不生与未来的气候变化有什么样的关联,每个人都会受影响,但在个体决策上,我们只是六十亿分之一的个体,环境因素不是个体决策最重要的部分。”

当地时间2022年9月3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名受洪水影响的孕妇和她的孩子坐在临时营地。


付茜瑶的研究也发现,目前气候变化似乎还不足以成为大多数人考虑生育问题时的主要因素。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育儿时间、资源以及家庭收入是决定他们是否要生孩子、要生几个孩子的重要因素。

付茜瑶在其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发现,孩子生与不生?多生还是少生?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尽管关于气候问题的关注与生育选择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但在公共话语和最近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假设,即气候问题将导致年轻人生育较少的孩子。而父母对环境政治的投入以及将孩子视为未来的环保主义者都表明,环境考虑也可能导致年轻人生育孩子,甚至比他们本来可能生育的孩子还要多。”她说。

“仅有22%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污染,15.6%选择了气候变化,然而,气候变化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社会、经济和健康因素,从而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育考量和选择。”她说道。

关注气候变化行动的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育意愿,当意识到之后才可能做出调整和反应。”

王瑛本人十分关注气候变化议题,日常参与自然环境类的活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长江边的人,她说,自己能切身感受到近几年气候变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环境的影响,希望能了解更多知识,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创造更好的环境、体验自然山水的乐趣做一些事情。

“气候问题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会增加焦虑,但对另外一些人也许未必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们反而会觉得有责任去解决问题,并不是说就会不生育了。”王瑛说。

还有一些受访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生育选择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气候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

“在中国社会,影响生育决策的还有包括社会文化、保障系统、个人收入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就算已经经历了生育,我依然觉得气候在更重要的影响因素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公民气候行动“玲珑计划”参与者、一公斤盒子联合创始人与现任CEO陈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

陈丹认为,对于想保持自己职业理想的女性来说,生育选择面前有好几座“大山”。相比而言,气候因素似乎并不值得一提。

陈丹长期从事农村地区教育工作,在谈及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对气候问题的感知时,她认为就是“没什么感知”。“他们会觉得好像气候变化对生活也没有影响,乡村的人们对苦难是很习惯的,他们会很平静地接受。”她说。

但陈丹本人却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巨大转变。

“前年郑州和山西的水灾给我了很大的震撼,我也由此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程度,那之后我才加入了玲珑计划,努力成为环境和气候问题更积极的行动者。”陈丹表示,自己本身的工作方向,就是用更亲和、平实的语言把好的教育讲给乡村老师听。“我想把我的经验带到气候议题上,怎么把专业的气候问题的影响以及行动方案,用更亲近市民的方式讲出来,让他们觉得‘这是跟我有关系的’。”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9日,索马里摩加迪沙,儿童在拜多阿的诊所接受营养不良筛查。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变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未知病毒、粮食安全、疮痍的家园……多重危机下,未来的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该如何在气候和生育面前寻求一个平衡点?

对此,马修教授认为,缓解生育与气候关切的主要方法是政府承诺并执行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转型行动。“大多数政府都未能通过应对气候的考验,如果他们开始采取措施,我相信生育与气候关切将减少,甚至消失。”

作为关注气候变化行动方向的先行者,王瑛表示,极端天气是警钟,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方面,只能说是力所能及地倡导,而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们不能只是一味传播气候焦虑,应该关注如何来应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自上而下的系统改变和自下而上的个人行动如何能合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人类世界的重要课题,也是会直接影响未来一代人生存状况的共同抉择。”付茜瑶表示,虽然政府和企业被普遍认为是气候变化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青年人并没有放弃个体的能动性。

连续四年南苏丹遭洪水袭击,危机加剧,一名妇女抱着她营养不良的儿子。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育气候担忧,他们从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以及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探寻着可持续生活的定义和不同未来的可能性。付茜瑶说道,“虽然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改变多少,但不自觉地会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气候变化会让更多不同行业背景,但同样受到影响的人聚在一起去创造新的可能性。”